a片38kky.com

趙（紫陽）與鄧（小平）的關係，本質講是依附與被依附的關係，趙的權威基礎是鄧。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趙鄧是槓桿與支點的關係。趙是槓桿，鄧是支點。支點在，支點牢靠，支點靠前，槓桿才會最大限度發揮作用。沒有鄧的支持，趙一事無成。趙設想，在鄧的支持下，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應該是學潮的轉捩點，如趙所說，因紀念胡耀邦而起的學潮理應隨著胡耀邦追悼會的結束而結束，學潮之船應該駛入趙疏濬好的航道，進入學生復課、展開校園和社會廣泛的政治協商對話階段。然而，這個判斷是否成立有兩個剛性前提：一，黨內高層及其官僚階層、各高校校方管理層對學潮處理認識高度統一，能夠強有力地貫徹執行「三點意見」；二，學生只是單一訴求，比如只是二十二日可以進入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學潮是一股建設性的收放自如的理性力量。遺憾的是，這兩個前提都被打了大折扣，甚至不存在。首先，黨內高層處理學潮從來都是強硬派占上風，官僚集團和校方長期以來居高臨下，對待學生、學潮熟悉的方式是，糊弄、哄騙、恐嚇、鎮壓。對話是平等，是傾聽，是講理，別說長期以來簡單粗暴的官僚階層，執政黨準備好了嗎？那麼學潮的主流呢？從4月18日北大學生的「七條要求」到成立「團結學生會籌委會」，以及北京和外地高校紛紛成立的學生自治組織，都是高度政治化的，不是紀念胡耀邦的單一情感、是非訴求。而且胡耀邦追悼會會場外學生已經組成了一個鬆散的「十九校聯合行動委員會」，其策略是「先追悼，後請願」。而且人民大會堂追悼會場外還發生了三名學生代表要求總理李鵬出來接見，跪呈「請願書」三十五分鐘無人接收的悲情場面。這個情節點燃了廣場內外學生和國人的怒火。從4月18日北大學生的「七條要求」到成立「團結學生會籌委會」，以及北京和外地高校紛紛成立的學生自治組織，都是高度政治化的，不是紀念胡耀邦的單一情感、是非訴求。（湯森路透）這天上午，趙曾在人民大會堂屋頂觀察天安門廣場洶湧澎拜的人群。趙年輕時候參加過學潮，而且是黨內有名的群眾運動專家，特別是經過「文革」，學潮和群眾運動的性質早有深刻體察，不會不知道當下學生的政治訴求和學潮可能會繼續蔓延，形成燎原之勢。趙有再看看局勢發展的傾向。李鵬感到事態嚴重，學生的矛頭已經對準了他，4月22日上午追悼會結束後，他要求趙召開一次常委會商量對策，意圖或不是尋找解決方案，因為方案已定，而是要明確責任。趙沒接球。趙說，「常委都議過了，不必再開會了」。趙拒絕了李鵬召開常委會的請求。4月23日上午，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給趙打電話，「認為學潮正在升級，矛頭直指小平同志，形勢緊迫，希望紫陽同志召開常委會，聽一次彙報」，趙以馬上出訪，已委託李鵬主持常委工作而拒絕。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也在4月23日上午致電趙，認為全國已經處於「緊急的狀態」，「作為黨的一把手，應該推遲出國訪問」，被趙拒絕。趙的回憶是：「李錫銘給我打電話，把形勢看得很嚴重，精神很緊張，說能否取消訪朝。我說，耀邦追悼會後，學生已經復課，訪朝這個事，是鄧小平和金日成定的，我不好提改變的要求，即使提出來，常委也不好通過，你有什麼事情，可以找在家的領導。」以上信息說明，後來所說的強硬派代表人物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李鐵映等希望趙或即在訪朝前召開緊急常委會，或推遲訪朝，在北京主持學潮處理工作，制訂應對學潮失控預案。天安門廣場內外、中南海內外的情緒是鬱悶、擔憂、恐慌、惶惑、憤怒，而趙卻出奇地冷靜、放鬆。4月22日下午，趙去北京郊區打了一場高爾夫球。這場高爾夫球被反對派及其胡系所詬病，認為在胡耀邦追悼會的當天去打高爾夫球是不恰當的，「對耀邦同志毫無感情可言」。「六四」期間，學生矛頭所指是鄧、趙、李等所有的前臺當權派。趙在學潮初期的民意也不利，兩件事，一是打高爾夫球，二是孩子經商，「官倒」的問題。大字報和口號都有反映。「六四」期間，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主持與學生的對話會，就有學生拿著趙打高爾夫球的雜誌封面展示，以表示不滿。第二天，趙乘專列如期訪朝。趙訪朝一周，4月23日至4月29日。趙犯了錯誤，犯了他一生中最嚴重的錯誤。趙以為球在強硬派懷裡，他有足夠的騰挪空間。趙的錯誤很快就被他離開北京期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證明了。趙離開北京的第二天，4月24日晚，李鵬利用趙的授權，召開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在家常委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出席會議，楊尚昆、萬里和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政治局委員田紀雲、宋平、李錫銘、丁關根、李鐵映和一些相關部門負責人列席會議，聽取北京市委、國家教委的學潮問題彙報。這是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也是胡耀邦逝世以來處理一系列重大事件常委擴大會人數最多的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北京市提出了「四點建議」：一，中央必須旗幟鮮明地對當前事態表明態度；二，中央報刊等宣傳輿論工具，必須堅決服從中央的統一指揮，大力配合，造成強有力的輿論聲勢，扭轉當前的被動局面；三，授權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發動群眾，組織反擊，打退反動思潮的進攻；四，建議黨中央、國務院儘快拿出幾條過硬的措施，解決群眾長期以來議論最多、反映最大、意見最集中的一些問題，最大限度地爭取廣大群眾，贏得黨心民心。北京市的彙報後，「會議一致認為，當前的種種事態表明，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擺在我們面前。會議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決定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全黨全國人民指明這場鬥爭的性質」。常委擴大會最大的成果是用階級鬥爭的眼光把學潮定性為「動亂」及「敵我矛盾」。鄧在第二天接見李鵬、楊尚昆，肯定了李鵬常委擴大會的定性。「動亂」定性先不在鄧，在李鵬主持的常委擴大會。北京市委的「四點建議」在學潮定性和強硬態度上顛覆並取代了趙的「三點意見」。李鵬的常委擴大會最大的成果是用階級鬥爭的眼光把學潮定性為「動亂」及「敵我矛盾」。（湯森路透）4月24日晚，李鵬接到了鄧祕書打來的電話，第二天—4月25日上午，鄧召見。這一天，鄧在家跟楊尚昆和李鵬進行了著名的「四二五講話」。《鄧小平年譜》記載的講話內容如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早前叫「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鎮壓，開殺戒。鄧的「四二五講話」是1986年12月30日鄧關於學潮講話的繼續。現場紀錄講得更血腥。鄧說：處理學潮，「不怕流血」。客觀地看，李鵬主持的常委擴大會定的調子，是與鄧處理政治危機的基本想法和一貫的強硬風格合拍的。作為集軍權於一身，篤信槍指揮黨的政治家，鄧的講話一錘定音，打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幾百萬人民解放軍」、鎮壓的底牌，要求「快刀斬亂麻」解決學潮問題。鄧「四二五講話」 對於趙的嚴重政治後果，可以用六個字概括：批趙，分歧，合流。批趙，「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沒有做到認真貫徹」，與1986年12月30日鄧家會議批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導致學潮一脈相承。趙與胡犯的是同樣的錯誤。鄧小平「四二五講話」 對於趙的嚴重政治後果，可以用六個字概括：批趙，分歧，合流。批趙。分歧，鄧講話透露出對趙處理學潮的三點意見顯然是打折扣、有保留的，即在處理學潮問題上的分歧，李鵬的強硬意見或激活了鄧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鄧同意趙「三點意見」也不是沒有「試一試」和支持趙前臺操作的想法，但是看到效果不明顯，學潮反而越演越烈，而且反到了他的頭上，態度就改變了。合流，在處理學潮問題上，鄧與李鵬合流，實際上實現了鄧與陳雲、李先念的政治合流。前已述及，李鵬作為毫無政治危機處理和國家綜合治理經驗的電力工程師，只是一個代理人罷了。李鵬的想法即是或是代表陳雲、李先念等老人的想法。「三點意見」在趙離開一天的時間裡就被廢掉。學潮處理的主動權掌握在了強硬派手裡。「六四」之船駛出了趙「三點意見」航道。這說明，趙如期訪朝從後果看，實際是交出學潮處置主動權，雖然此時李鵬拿到權力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是傳統官僚的思路，認為此時的權力是燙手山芋，埋怨趙「把這個『爛攤子』推給我了」，「我本一介書生，技術型幹部，如何能應對如此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在處理學潮問題上，鄧小平與李鵬合流，實際上實現了鄧與陳雲、李先念的政治合流，學潮處理的主動權掌握在了強硬派手裡。（湯森路透）不僅是李鵬，當時中共黨內相當部份人都可能會產生這個想法。強硬派、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力阻趙訪朝就是例證。大家都沒有意識到，由於趙訪朝，趙李的暫時權力交接，李鵬意外地掌握了「六四」學潮的最高處置權，導致了「六四」學潮處理的根本性轉折。若趙在北京，在既定方針下，李鵬等強硬派繞不過趙「總書記」這個門檻去見鄧。李錫銘、陳希同在趙面前說不出渲染事態、推卸責任的狠話來。他們知道總書記的態度。他們必須遵守紀律，有所收斂。※作者盧躍剛，記者、作家，長期從事非虛構文體——新聞報導和報告文學寫作，代表作有長篇報告文學《大國寡民》，中篇報告文學《創世紀荒誕——傻子瓜子興衰記》、《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以人民的名義》、《鄉村八記》、《在底層》等，曾獲「中國潮」、《中國作家》、《當代》、《青年文學》、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徐遲報告文學獎、獨立中文筆會（2012年度作家獎）等多種獎項。本文選自作者最新力作《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上中下）（印刻）。更多上報內容：